基层治理，从抗疫中学到什么

　　制度的优势和治理的短板，在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时候，往往体现得更加充分。在此次疫情防控总体战中，基层作为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治的第一线，经历了一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。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？基层治理能从抗击疫情中学到什么？围绕这些话题，我们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吕德文。

　　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，处理疑难问题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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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抗疫过程中，有哪些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让您印象深刻？

　　村乡一级，主要跟老百姓打交道，你很难规定他们就得怎么怎么样。在制度设计上不能给他们太多的条条框框，要让他们有更大空间。其实基层是有积极性的，上级只需要给基层更大的自主权，把它当成一个有自主性的治理单元。基层干部最清楚他们需要做什么。

　　疫情防控指挥部、领导小组，这样的组织形式促进了治理共同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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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抗疫过程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，比如疫情防控指挥部，您对此怎么认识？

　　吕德文：我们党有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，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，全党围绕中央形成统一整体，上下一心、步调一致。关键时期，能够把各方面资源迅速集中起来。比如武汉保卫战，集中了方方面面的资源，还发动了志愿者。制度设计上我们也有比较成熟的模式，比如疫情防控指挥部。脱贫攻坚也是成立指挥部。只要有重点工作，就可以用这种机制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这是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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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像领导小组、指挥部这样的组织形式，它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呢？

　　吕德文：学术界有“无缝隙政府”的概念，所谓“无缝隙”，是指一种弹性的、灵活的、适应性强的、跨功能的、效率高的组织形态。政府部门之间有缝隙是常态，否则就不会分部门了。但在抗疫过程中，条块之间、条条之间，这种“缝隙”实际上弥合了很多。虽然各个部门职能不一样，但大家都在同一个领导小组或指挥部里共同做事，比如有的在物资保障组，有的在医疗救治组。在这个治理共同体内部，所有的事情，商量协调起来效率更高。这样就对组织资源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动员，正式的治理机制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也相互配合。当然，这种治理共同体，也是在共同磨合和战斗的过程中形成的。所以你看到了抗疫后期，前期出现的一些推诿扯皮的现象基本上就很少见到了。

　　基层应急体制建设在制度上仍有短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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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此次疫情防控总体战中，基层干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。同时，抗疫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，也与基层治理相关。您怎么看待疫情给基层治理带来的这场“摸底考”？

　　吕德文：我跟武汉基层干部接触较多。这些干部或多或少受到过一些委屈，要么受到过领导的批评，要么遭遇过群众的不理解，但是他们没有撂挑子。将近2个多月，大部分街道社区干部一直坚守在一线。他们不能回家也不敢回家。不能回家是因为随时有事；不敢回家是因为平时在社区暴露，害怕传染给家人。我们非常幸运的是有这样一支忠诚能干、乐于奉献的基层干部队伍。疫情当前，他们都坚持下来了。这让我特别感动。

　　当然，这场“摸底考”也“摸”出了基层治理中的一些短板。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。第一，无论是社区还是街道，其行政人员的配备，工作机制的配置，都是按照常规状态设计的。面对如此重大突发的疫情冲击，从常规状态突然转换到一个全新的战时状态并不容易。第二，在我国应急法律、行政法规等规定中，基层应急体制建设有很大空白。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与《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》两部法律未涉及基层组织应急措施、保障和权利义务的规定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基层组织应急措施和保障，但也仍有待健全。其他相关的国家应急行政规章虽涵盖基层组织应急体制建设的内容，但主要停留在制度规划目标层面，并未给基层组织提供应急预案的指引模板、应急操作的基本程序，也未将培训演练及应急物资储备纳入基层组织职责范围。

　　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韩亚栋）